2009-08-16

身 體 與 空 間 |光點台北影展


身 體 與 空 間 
彼得‧布魯克與賈克
-------大地回顧展

2009/8/14(五)~9/04(五)

影展簡介︱  

有形的身體與無形的空間,或其相反…

為什麼要將法國最重要的喜劇導演賈克.大地(Jacques Tati)與英國劇場大師彼得‧布魯克(Peter Brook)的電影作品並置?沒錯,這兩位導演通常不會被聯想在一起,但仔細推敲,無論是個人背景或作品,他們兩人其實是不相關地關連著。首先,兩人都有俄國的血統,Peter Brook的家人是俄國的猶太人,因為躲避大革命而舉家遷往倫敦;Jacques Tati的祖父是俄國的伯爵,任職於俄國駐巴黎的大使館。父親與具有義大利和荷蘭血統的母親結婚,並進入其岳父的繪畫裱框工廠工作(其岳父Van Hoof曾因拒絕梵谷以三張畫交換畫框而聞名),最後再把Jacques Tati帶進裱框業。或許是因為這個俄國根源,他們兩人的作品都被認為帶有「俄國式的憂鬱」,一種對即將消失之美好事物的眷戀,與無法讓自己固定在某個特定空間的漂泊感,像契可夫、像塔可夫斯基…。之於Peter Brook,暫且不論他的舞台劇作品,不只是原本就出自俄國作家之手的《與奇人相遇》,就連法國作家莒哈絲的《如歌的中板》,也在他的電影改編下,讓原本激烈的情感之外,蒙上一層俄國式的感傷。至於Jacques Tati,那就更明顯了,無法抗拒的現代化,彷彿是一個無邊無際的磁吸效應,接連而起的災難,倒像是Tati刻意製造來抗議命運似的,在他的幽默中,也有某種不屬於法國的感傷。
旅行是Peter Brook的夢想,他常說自己如果不當導演就會到處去旅行。旅行可以讓他離開自己原本的位置,用不同的視點看世界。而這,也正是他在詮釋原著劇本時所傾力經營的。他的作品帶有強烈的跨文化色彩,經常用來自世界各地,不同膚色、不同語言的演員演同一齣戲。作品深受非洲、亞洲的劇場表演觀念的影響,尤其是他描述其劇場概念的著作《空的空間》。對他來說,「空的空間」意味著沒有佈景的舞台,不是空無一物的舞台,而是沒有讓觀眾意識到自己正在看一齣舞台劇的多餘佈景存在,舞台上所有的陳設都是為了讓觀眾能夠進入自由的想像世界,讓演員能夠盡情的表達自己的潛能,演員站在舞台上必須擁有宛如一座雕像移動一般的懾人魅力。
反觀Jacques Tati的影片,從第一部長片《節日》開始,佈景就是他深思熟慮的經營標的,緊接著的《于洛先生的假期》、《我的舅舅》、《遊戲時間》,一部比一部更像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大骨牌(《遊戲時間》中的巨大佈景甚至讓他嚴重超出預算,最後不得不在真實的世界中宣告破產)。而Tati自己所飾演的主角,身體在骨牌間的移動,無論是透過自行車、飛機、船、汽車…,都像是要以瘋癲式的顫動讓身體在其間流竄,然後消失,以達到速度感的極致似的。當然,笨拙的于洛先生每次都失敗,也正是因為身體不如機器的完美,才讓我們在腦海裡,而不是在佈景所圈圍出的空間中,「看」到他那些微弱得幾乎聽不到的喃喃自語,他將那些聽不到的聲音形象化了。正如Tati所說,他希望自己的表演不是將故事再現出來,而是「陪伴」觀眾進入想像的空間。
聲音在Tati的影片中具有領航的重要性,雖然他的人物說話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到,宛如是在說:語言其實是最無用的溝通工具。但環境的聲音卻是無所不在,從《節日》中的腳踏車、蜜蜂…的聲音,到《車車車》中引擎蓋的聲音,甚至完全不使用配樂。這不只是視覺與聽覺的交互作用,更是在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相互的喚醒與溝通。而且,當這種溝通一旦建立,Tati影片中的身體就彷彿是在空間裡跳動的音符。另一方面,Peter Brook有一次在一所大學的禮堂演講,偌大的漆黑空間讓他看不到聽眾的臉孔。他感覺自己的聲音在飄盪,演講內容逐漸乏味起來。他於是停止演講,要求換一個明亮的小空間。大隊人馬擠進空無一物的小空間後,他立即找到自己想講的話,也和聽眾建立起流暢的溝通關係。這個經驗後來成為Peter Brook劇場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課,徹底改變了他日後的導演方向。
說和聽,身體和空間,縱使它們在Peter Brook與Jacques Tati的作品中有著不同的置換關係,但它們同樣都源自我們與他人、與社會,我們與空間的關係,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兩人的作品都是屬於現代的原因。最後,這兩個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導演,同樣選擇巴黎做為他們創作的根據地,是因為60、70年代巴黎的自由?還是有其他因素?就不得而知了。

PETER BROOK +JACQUES TATI 光點台北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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